总督巡抚虽然常驻地方，然而本身并无品级，多是以朝廷佥都御史或者兵部侍郎的官衔出任巡抚，以都御史或兵部尚书衔出任总督。入则为朝廷尊官，出则奉敕行事，为一方军政之首，可谓是举足轻重，然而这种中央不是中央，地方不算地方的尴尬身份，还是为各位督抚带来了极大的困扰。

首先，地方行政架构仍然是原先的。都指挥使因为是武职，已经靠边站了，所以各省的行政机关，是以布政使和按察使为首，两位大僚开府见衙，都有各自的一套佐属官员。如承宣布政使司，有从二品左、右布政使各一人；从三品左、右参政无定员，从四品左、右参政无定员……本朝并无散官，官位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尤其是四品以上的高级官职更是缺货，所以‘无定员’的意思，绝不是可有可无，而是可以有很多名，一般每个布政使衙门里，都有十名以上的参政、参议协理政务。

这是高级官员，之下又设有照磨所、理问所、司狱司、杂造局、军器局、宝泉局、织染局等机构，且都有官职、定员。

至于按察使司，规模要小一些，但性质是完全相同的。这很好理解，因为太祖设立这两个衙门，是为了让他们统领一省政务的，自然要将属官机构配置齐全了。

再看督抚帐下……不好意思，除了办理文书工作的书吏以外，并无任何佐属官员。为督抚办公的幕僚，并不是国家职官，乃是督抚私人聘用的。在这方面，连个知县都不如，好歹人家还有个县丞、主簿、典史，是国家给开工资的。

这也不难理解，因为最初总督、巡抚都是临时性质的差遣，不是官职，因此不会设有佐官。这就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怪现象……督抚是布政使、按察使的长官，而布政使、按察使却是省级官僚系统的长官，督抚若是越过他们，直接指挥下级官僚，便犯了‘越权’的官场大忌。

且布政使是从二品，按察使是正三品，而巡抚往往以佥都御史出任，官衔才是正四品，甚至一些总督也是以正三品兵部侍郎出任。名为上司，品级却不如下属，而且下属还领着庞大的官僚机构，不出幺蛾子才怪。

事实上，督抚政令难行，全省事权不一，各衙门推诿扯皮，对上司阳奉阴违的现象，在各省极为普遍。这不仅使督抚大员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调和阴阳，许多不擅长搞人际关系的，直接四面楚歌，不得伸展。然而一旦有大事发生，朝廷要追究责任，督抚又首当其冲，下面人反而无事。这种吃不着羊肉还惹一身骚的郁闷日子，是每个督抚都不愿意继续下去的……跟这个比起来，区区财政权上收，简直是毛毛雨了，毕竟那是跟户部扯皮，不管输赢，无非就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，在省里还可以穷横穷横的。

所以对行政权下放，地方督抚是一万个赞成的，有他们压着，布政使、按察使们也没招，只能暗中联络同党，在朝中给新政点眼药。便有官员上书说：‘按照新政，总督治兵事，巡抚理民事，巡抚例归总督节制。督抚同省，本以相互牵制，然权利穿插堆叠，权非难分，矛盾在所难免。因此为消除事权不一一说，实为无稽。’

又言道：‘一省之中主大政者二人，志不齐，权不一，其势不得不出于争。若督抚二人皆不肖，则相互容隐以便私图；若一贤一不肖，必势不两立致成水火；即便二人皆贤，亦或意见不同，性格不合，因此不能相安者，虽贤者难免。’

更有甚者直接否定道：‘祖宗撤行省、设三司，为防臣子权重难治。今复行省，设督抚治三司，大违祖宗之法，使臣子权重难治！实乃亡国之举！请立废此法，今后有再敢言复立者，满门抄斩！’

沈默明知道这不是他们反对的真正原因，却依然要打起精神，命人逐条反驳道：‘督抚同省，只有边地疆界，因其以军事第一，才使总督节制巡抚。其他省份，总督只管军事，平时不得干涉地方政务。军政泾渭分明，何谈权非难分？’

‘言两人主大政，其势不得不争者，殊为可笑。彼一人独揽大权者善，还是两人分权者善？’

‘至于祖宗之法，分三司乃祖宗之法，设督抚亦是祖宗之法，是以世易时移，不得不变原法设新法。况且今天下财权已收归太仓，总督得其兵而不得钱粮，巡抚掌民政而无兵权，焉有作乱之可能？’

像这种没营养的口水仗，从来没有断过，然而新政顺利通过廷推，并得到督抚的大力贯彻，几年下来已是大势所趋、无可更改了。

政治上了轨道，经济上也蒸蒸日上。根据万历五年底的统计，太仓存粮足以支取二十年，太仆寺积金八百余万两，都是当年仁宣之治也没达到的高度。这当然有沈默的功劳，但更要的是高拱打下的好底子，以及张居正这些年的浴血拼杀。

除此之外，北边国防也处于黄金岁月。俺答已经挂了，他的儿子们一面争权夺利，一面争相向朝廷献媚。土蛮虽然没有屈服，但在李成梁和戚继光的打击下不断溃败，已经远离了京畿许多年。内阁里面，张居正只专注财税改革，对其余的事情一言不发，张四维等人各司其职，都不敢挑战首辅的权威。几年来，安静到没有一点波浪，更是嘉靖、隆庆以来没有的现象。

跟这些令人舒心的事情比起来，那点持续不断的口水仗，简直就像枯燥生活的调剂一样，那么无足轻重。

然而在这个万物复苏的春天，一桩桩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，都在预示着平静的日子似乎已经到头了，首辅大人烦恼的日子来临了……首先是，皇帝大婚的问题来临了。这一年皇帝十六岁，按周岁说，才十五岁。然而他的母亲李太后，在前一年，便已经替他定下一名祖籍余姚，生在京师一个小官吏家庭的女子，名叫王喜姐的作为皇后人选，并且希望在万历五年就举行大婚。

然而内阁以为，皇帝在万历五年才只有十五岁，新娘也只有十四岁，为免太早，恐伤圣体。这个理由冠冕堂皇，因为传统认为，男子十六岁才发育成人，在这个年龄之前行房，会有损精元。在内阁的坚持下，皇太后退步了，然而她实在等不及了，要求今年皇帝一过完生日，就举行大婚。这次内阁也无话可说了，只好命钦天监选定吉日，最后定在了今年三月。

李太后之所以如此坚持皇帝早日大婚，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来说，男子结婚就意味着是一个成年人了，皇帝成年就意味着可以履行自己的责任了，顾命大臣的使命也就到头了，应该还政于君了！

对于这一点，李太后都看得明白，更不要说朝野上下了，因此从去岁开始，便有越来越多的呼声，要求内阁在天子大婚后还政，在所有人看来，这是必然的……虽然这些年来，朝廷的小事由内阁六部各衙门解决，大事由廷推已定，可以说处理的井井有条，但这里面没有皇帝什么事儿啊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