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皇上明鉴，这是那些人不学无术，断章取义，”张居正面不改色道：“却没有站在历史高度上，审视‘濮议之争’的历史定位。”

这时候袁炜也插话道：“皇上，不妨听听他是怎么说的，看看在不在理。”

“那你倒说说，是怎么个历史定位？”嘉靖按住怒气道：“莫要强词狡辩，朕不是可以被蒙蔽的昏君！”

“圣明不过皇上！”张居正叩首道：“微臣岂敢隐瞒。”说着侃侃而谈道：“臣研读历史的体会是，评价一件事情的是非对错，不能看当时人怎么看、当时人怎么想，甚至不能看大多数人的想法！”

“呵呵，难道要看你张太岳的想法吗？”嘉靖不无讽刺道。

“为臣惶恐，当然不是。古人云，当局者迷！苏东坡也说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微臣认为，当时人受其立场、利益甚至感情的局限，很难公正、公平的对待‘濮议之争’。”张居正沉声道：“纵观嘉佑末年，宋廷积弊重重，以王珪为首的两制，和以韩琦、司马光为首的宰执，在改革一事上分歧很大，对立严重！那个时候英宗皇帝的一片至孝之心，难免会被两派人马利用，为了打压对方，为了反对而反对！”

听到这儿，嘉靖不由动容，大感知己的点头道：“倒有些道理。”在他看来岂止是有些道理？简直是说到他心坎上去了。大礼仪二十年，让嘉靖身心俱疲，等到尘埃落定，落花流水后，嘉靖难免回想整个过程，发现起初也许是真为了‘继嗣、继统’而争执，但到了后来，君臣争斗到了白热化，争执本身已经没人理会，纯粹成了为反对而反对，为压倒对方而战斗了。

世人愚昧，总是觉着那些一身正气的清流，掌握着普世的真理，永远不会犯错一般，所以将所有的非难都加诸于皇帝，和支持他的张璁、桂萼、方献夫等人身上，说皇帝不顾大体，偏执独行，说张、桂、方等是只会趋炎附势的钻营奸佞。

这是嘉靖皇帝多年的心结，他一直希望能有身后的美名，却知道大礼仪注定会给自己抹黑，但他纵使权力无边，却也没法改变人心，徒呼奈何之下，他变得无比避讳此事。现在听到张居正这样说，心中感到十分安慰。

但安慰归安慰，多一个张居正理解自己，还是于事无补……嘉靖有些沮丧道：“你倒是看得清楚，可又有什么用？还是没法说清谁是谁非……”

“圣人曰：‘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’。”张居正却不这么看，道：“臣的体会是，等到事情了解一段时间后，尘埃落定了，当事人都已经退出舞台了，历史自然会有定论。”

“什么定论？”嘉靖有些急切的问，说完又解释道：“朕问的是濮议之争。”

张居正沉声道：“看谥号！”

“看谥号？”嘉靖道：“你是说皇帝的谥吗？”心中未免有些失望，因为辈宋以后，对谥号要求只用美谥、平谥，而不能用恶谥，也就是一味的溢美之词，拿这个说事儿，难免不能让人信服。

“不是。”张居正摇头道：“是大臣的谥号！”说着伸出二根手指道：“微臣只据两派首领人物的谥号，便可知故宋后世对他们的褒贬！”

“讲！”嘉靖这下来了兴趣，张居正这个方法，是他从没想到的，但一听就很有道理，因为官员的谥号，是由其身故后，士林讨论之后，交由礼部颁下的，可以说是其一生的总结定位，自有高低之分。

而对两派首领的盖棺定论，无疑也彰示着宋廷后来对此事的态度……考虑到英宗短寿，三人定谥时，他早已驾崩多年，这结论就更加让人信服了。

谨身精舍中檀香袅袅，张居正清声而谈道：“当事两派主事者，支持派有韩琦，得谥忠献！司马光，得谥文正；而反对派的首脑王珪，有的文献上说是得‘单谥文’，有的说是谥‘文恭’的，不过两者都差不多。大褒大贬莫过于此，可见宋朝人的观点已经确凿无疑，所以微臣才敢大胆引用此事！”说着一叩到底，道：“皇上明鉴！”

嘉靖听了沉思一会儿，便两眼直冒金光，竟激动的连连道：“好！好！好！”可见被他彻底打动了。

袁炜则偷偷打量着张居正，心惊肉跳道：“难道此子作此文章时，早就想到会有今天？那可太可怕了……”

为何张居仅仅列出三个谥号，便让皇帝失态，尚书心惊呢？这就得简单介绍下官员的谥号了。要知道谥号这东西，可不是一般人能得的，必须要有百官和礼部共议决定，而且在宋朝时，皇帝在此事上没有发言权，也就是说，都是死者同僚们商量出来的，所以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。

官员谥号不像皇帝谥号那样一味溢美，不是乱起的，那在礼部都是有规定的。单说宋朝，一般都是一字为正一字为辅，也就是两个字的。首字是对官员进行定性，对文官来说，最高的是‘文’，终宋一世，得‘文某’者不过一百四十人；对武官来说，最高的是‘武’，终宋一世，得‘武某’者，不过二十多人而已。

文后面的第二字，按照高低顺序排队，依次为‘正忠恭成端恪襄顺……’武后面的第二字，按照高低顺序排队，依次为‘忠勇穆刚、德烈恭壮……’

还有一种更牛逼的，就是文武双全的，会得通谥，以‘忠’开头，其中以‘忠武’者最美，因为这是千年偶像诸葛亮的谥号；其次是‘忠献’，‘忠肃’，‘忠敏’等。韩琦既当过宰相又当过元帅，当然是文武双全，得一仅次于诸葛亮的谥号，可以体现其在当时人心中地位之高。

当然绝大多数人，文就是文，武就是武，泾渭分明的。读书人都有个理想，那就是‘生当太傅，死谥文正’，太傅是官衔的最高等级，而文正就是谥号的最高等级，士林公认，此是‘谥之极美，无以复加’，终宋之世，得此谥者，不过欧阳修、范仲淹等寥寥数人，都得是公认的德才兼备，毫无瑕疵的完人才行，司马光能得此谥，便已被认为是无可超越的完美了。

而王珪的谥号，一说是‘文’，一说是‘文恭’，这俩可都不是什么好谥。先说前者，‘单谥文’，这是给学问高深者所谥的字，得此谥者，本身是学问大家，但是和政治的牵连并不大，比如‘文起八代之衰’的韩愈，‘程朱理学’的朱熹，‘新乐府运动’的白居易，还有些名气较小，也得此谥的，如杨亿、李翱、陆希声、权德舆等人，这些人都多多少少当过官，但都不算是国之重臣，参政也不深入，所以单谥‘文’，是专门是为了赞扬其在学问上的造诣。由于他们和国政的相对隔绝，所以没有用另外一个字来配合，因为后面一个字无论是‘正’、‘忠’、‘襄’、‘愍’等等，都需要在政治活动中体现出来。

对政治家本身来说，除了学问之外，更看重的是对其为政的评价，也就是谥号的第二个字……如果缺失的话，实在不是什么好评价。

但王珪和晚他一年身故的王安石例外，这两人确确实实是重臣，都搅动一时风云，身上的政治气息，隔着十里八村的就能闻到，为什么也是‘单谥文’呢？这要从当时的政治气氛考虑，拗相公的谥号‘文’是哲宗给的，哲宗时新旧党的势力仍然还在相互抗衡着，哲宗本人也经历了从一个旧党支持者向新党靠拢的过程。特别是由于太后的存在，情况变的更加复杂。也许是为了妥协，两边都不想得罪？所以起了个不带政治褒贬的谥号？还是有意否定两人在政治上的表现？这就不得而知了。

但无论如何，一个风云数十年的宰执，却没有得到政治上的肯定，那便是大大的失败了。

听了张居正侃侃而谈，嘉靖忍不住驳他一句道：“那么文恭呢？《宋史》上说他谥号’文恭’，并不算差呀！”

“放在别人身上不差，”张居正竟笑起来道：“放在王珪身上，可就是莫大的讽刺了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